主流家庭需要生三个孩子。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2.1；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目前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在2.3左右。由于有不生育人群的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
人口推动经济繁荣。古代人口增长非常缓慢，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GDP花了1820年才增加了43%。近代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市场扩大。人口增加，“减法”地消耗现有的资源；但是却能“乘法”地使目前的“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新资源(氮肥、太阳能)，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1820年到2008年的短短188年里，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多，GDP增加73倍，人均GDP翻了10倍多。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世界平均生育率已经从1960年的5.0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2.3左右，今后实际生育率将沿着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低方案继续下降；世界人口将在2047年增加到81.4亿的顶峰，然后下降到2100年的61.8亿人。可以说，二十世纪面临的是人口爆炸和经济繁荣，而二十一世纪面临的将是人口坍塌和经济衰退。
人口决定文明的兴衰。弱小的秦国通过鼓励生育、吸引移民，一跃而成人口大国，并统一中国。家庭和婚姻的衰败使得人口减少，是罗马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西藏吐蕃人众势强(安史之乱后唐朝人口只是吐蕃的一倍)，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但西藏喇嘛教兴起后，大量人口出家为僧，人口减少，文明衰落。满清入关后，为保证北方退路安全，引进喇嘛教以降低蒙古族人口。冯玉祥将军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统治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战争屠杀和欧洲传来的天花等流行病，导致印第安人人口和文明崩溃。从1500年到1990年，英裔人口增加41倍，引发了包括工业革命在内的历次产业革命，原本只有数百万人使用的英语成为了世界语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鼓励生育，人口从1870年的3444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8380万人、1990年的1.22亿，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战后，在美占期间，根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和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的建议制定了控制人口的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导致1990年代劳动力负增长，经济“日”薄西山。原苏联区域人口由1500年的1695万增加到1989年的2.89亿，崛起为超级大国苏联；苏联的生育率长期低于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前几年，美国多位学者就认为人口结构决定了苏联即将崩溃。美国人口由1776年的250万增加到2010年的3.1亿，推动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人口在1820年达到3.8亿人之后，增长缓慢，到1950年仅增加到5.5亿人，占全球比例从1820年的37%下降到1950年的22%，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33%下降到4.6%。英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俄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失去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1950年到1980年，占世界比例稳定在22%左右，在国防和外交上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2010年的19%，2010年15岁以下人口只占全球的12%了；如果继续2010年1.18的生育率，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只占全球5%左右)，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世界最大的民族就这样一步步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民族！
中国计划生育出台的国际背景。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欧美国家掀起优生学的思潮，希望通过选择性的控制生育(birth selection)以“纯化种族”(包括减少美国的unfit的劣等人口)。纳粹集中营事件曝光使得优生学臭名昭著，但是披上人道主义、科学的外衣后，变成了人口学。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长诺特斯坦等人认为，让穷国“少生快富”符合美国利益，既可以获取其资源，还可以防止其因为人口增长而崛起。二战后，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等组织共同致力于控制全球人口。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其作者不但希望将世界人口从当时的30多亿减少到5亿，也希望将美国人口从2亿减少到1.35亿)和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掀起了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中国在1973年开始实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1974年基辛格被授权起草绝密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提出利用联合国人口基金等组织，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学术界，从而制定控制人口的政策。1979年中国刚改革开放，联合国人口基金就资助中国5000万美元(累计2亿多美元；而中国1950年-1980年平均外汇储备才1.47亿美元)以建立计划生育和人口学体系，推动了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1978年宋健到欧洲开会，有人提供给他控制人口的资料，他开始研究人口控制，中国根据宋健等人的理论在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学术的单一性，将多样性的国际思潮过滤成单色，并转变为国策。
假如中国未曾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1980年的9.8亿，不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1950-1980年中国人口与世界同步增长)，主要是因为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1980年的67岁。随着社会发展，生育率会自发地下降。假如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在2010年也只有大约15.3亿，不会如马寅初所预测的那样在2007年超过26亿。假如中国在1980年就彻底废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在2010年也只有14.7亿(人口和经济结构更为健全)，在2036年达到约16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不会如宋健所预测的那样在2050年达到40亿。要是采纳马寅初人口论，那么1957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现在的老人却是其前出生的)，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因为老年化而步履维艰。1980-2010年共超生了2亿左右孩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额外”的活力。
中国人口过多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由于世界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美国、加拿大、前苏联、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15.4%，但却拥有全球41.5%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印度的67.7%，但由于亩产是印度的2.2倍，人均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1.56倍。中国的人均每天膳食热能、蛋白、脂肪与日本、韩国相当，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而欧美国家则陷入了“低廉的粮食”和“高昂的医疗费”之间的矛盾之中。中国粮食亩产由1949年的68.6公斤增加到2009年的364公斤，如果今后亩产能够达到美国和德国现在的水平，那么粮食将增加30%；如果亩产能够达到荷兰和比利时现在的水平，那么粮食将增产70%。中国的耕地长期被低估，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说只有14亿亩，但是后面用卫星遥感发现有19亿亩，2010年发现还有8亿亩后备耕地；中国有20亿亩沙漠、60亿亩草原(超过了印度国土面积)，如果在部分地区推广滴灌、改造土壤、改良草种，将成为新粮仓。由于对耕地不合理的限制，2011年占全国51%人口的城市所占土地只相对于0.7%的国土面积、5%的耕地面积，导致高房价、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中国撂荒的耕地已经超过了城市总面积。南美只占全球5.7%的人口，却占全球1/3的水资源；中国人均水资源与德国、英国相当，比捷克、丹麦、波兰、比利时、罗马尼亚、印度、韩国等国要多，更是以色列的10倍。没有一个国家的矿产资源可以自给自足，而中国除了矿产资料总量丰富外，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矿种比较齐全配套的国家之一。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是越采越多，1980年认为全球石油只能开采29年，但2010年却认为还可开采46年。中国目前城市污染是因为粗放式发展模式和城市规划失误，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发达国家在中国目前这个发展阶段都会出现过高能耗、高污染情况，1885年英国、1920年美国的单位GDP的能耗分别是中国2010年的1.9倍、2.1倍。长期被工业烟雾笼罩的伦敦，由于清洁燃料的使用与对排放物的控制，目前空气比16世纪时还要洁净。中国单位GDP的能耗也将步发达国家当年的老路继续下降。今后廉价无污的新能源还将取代化石能源，环境也将大为改善。
将中国人口降低到7亿、5亿会怎么样？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认为：“要是中国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希望将中国人口降低到5亿，以使生活水平在一百年内赶上发达国家。根据联合国2010年预测的低方案(如果中国只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的话，生育率比联合国低方案还低)，中国人口将分别在2081年、2100年降低到7亿、5亿。2010年中国中位年龄是34.5岁(发达国家是39.7岁)，而到2081年将是59岁；2010年是8.4个(发达国家2010年是4.2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人，而到2081年将是1.15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人。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很容易在100年以内降低到5亿左右，但国家将是极端老弱而贫穷。俄罗斯地广人稀，人口从1992年就负增长，中小城市丧失活力，人口往莫斯科集中；莫斯科房价全球最高，人均住房面积远远低于北京，交通拥堵程度全球第三。如果中国人口负增长，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会更加拥挤。
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用虚假数据进行人口恐吓。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在1995年后只有1.4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2005年1%抽样调查显示只有1.33，说明中国早就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时机。但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一次次将生育率修改为1.8，并夸张地预测今后人数(比如2000年国家计生委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亿；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预测2010年、2033年中国人口分别将达到13.6亿、15亿)以制造“人口恐慌”。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了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其中2010年只有1.18。2000年人口普查实际人数应该只有12.2亿，低于预期，于是被修改为12.658亿；2010年人口普查实际人数应该只有12.8亿左右，但是被修正为13.4亿(光是福建就“拨高”了10.8%才凑够数)。中国育龄妇女在2012年开始减少(2032年的20-29岁妇女将比2011年减少43%)，而随着老年人数的迅猛增加，每年死亡人数却在不断增加(已经由1980年的626万增加到2011年的960万，还将增加到2050年的1870万)，中国人口已经在负增长的边缘。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人口峰值也难以达到14亿，今后还将锐减。但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一些人口学家和计生委官员又将2010年1.18的生育率修改为1.6、1.7；并恐吓说即便只是放开二胎，生育率将超过4.4，今后人口总数会达到15亿。
中国人口危机开始全面爆发。小学生源在1998年开始负增长，10年之内减少了40%，导致大量学校关闭、教师失业。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在2003年开始减少，导致2004年开始出现民工荒。日本、欧洲都是在总抚养比开始止跌回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的时候出现经济危机的；中国总抚养比在2011年开始止跌回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4年开始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从2014年开始，初婚年龄男性人口将快速超过女性人口，2018年二者比例超过125%；2022年光棍总数将超过2000万，2028年超过3000万，2041年超过4000万。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老人分别为1.78亿、1.19亿；而到2037年将分别超过4亿、3亿；到2050年分别达到4.5亿、3.4亿。而劳动人口却不断减少。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0年的8.4：1(已经开始出现养老金危机)上升到2035年的3：1、2050年的2：1。世界平均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而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减少年幼消费人口并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额外”过剩1.4亿劳动力，内需不足，导致高就业压力，“劳动力(年轻)短缺”和“劳动力过剩”长期并存。从1975年到2010年一共产生了约2亿个独生子女，有近千万会在25岁前死亡，即便部分家庭成功补生，也将有数百万个家庭遭受失独之痛。
国际国内都已经证明二胎方案也是错误的。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台湾、韩国提倡只生二胎，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从5.0以上的高水平快速下降；后面相继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并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目前生育率徘徊在1.1左右的超低水平上。伊朗于1989年提倡二胎，生育率从1989年的5.2剧降到2005年的1.8；2005年鼓励生育，也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2010年生育率只有1.67。凡是曾经提倡只生二胎的地区，现在都已经后悔莫及。中国也从19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方案”，但是生育率全部低于1.6。湖北省长阳县、五峰县以及新疆建设兵团以前与全国一样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面放开二胎后，都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和生育率反弹。
不要惧怕补偿性出生高峰。纵观人类历史，出生从来就不是平稳的，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经济繁荣。中国1963年出生3000万，是1961年的2.49倍；1963年到1974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3亿多人口，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人口学基础。一战后的1920年，法国、德国的出生人口分别是战时低谷的2.2倍、1.8倍。二战后的1947年，法国出生人数是1941年的1.7倍。美国1955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出生415万，是1930年代的1.7倍。日本1947-1949年团块世代年均出生人数是1946年的1.7倍。战后的婴儿潮奠定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经济繁荣。而现在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危机是因为1970年代之后的婴儿荒。根据育龄妇女结构、不孕率、生育意愿等综合判断，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最多补偿性出生三千万人。加上正常出生，每年出生总人数也很难达到中国1990年和印度现在的水平(2700多万)。中国的医疗、婴儿食品和服装等行业的弹性很大，足以应对补偿性出生高峰。
投资“造物”不如投资“造人”。投资“造物”只相当于体外“心肺复苏”，只能短时地拉动经济。停止计划生育后的生育高峰是超级内需，是驱动经济的“孩动力”航空母舰，所驱动的一个庞大产业链，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将推动中国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停止计划生育是一举多得：既可以通过改善消费结构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又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劳动力短缺、光棍危机；既减少现在群体事件，又增加今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也必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人口政策需要敦刻尔克式战略调整。根据中国的发展水平判断，等补偿性高峰一过，生育率会回落到1.7、1.6左右，然后还会沿着台湾、韩国的老路下降；这两个地区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早20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10年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22、0.895。人口政策调整缺乏的是“动”的勇气，不是“跨大步”(彻底停止计划生育)的力气。既然停止计划生育后既不会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堆积高峰，今后也不会因为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而出现人口膨胀压力，那么人口政策何必用二胎过渡？再说，即便是放开二胎，也会出现一个补偿性出生高峰，与停止计划生育的补偿性高峰相差不太大(在城市更是如此)，同样的政治成本却使得政策变成“夹生饭”。停止计划生育这个坎总是要过去的，因为未来的方向是鼓励生育。中国今后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昂贵的“动能”)很多年，累计的“多生”人口还不如现在的补偿性高峰(免费的“势能”)出生的多。人口危机开始全面爆发，育龄妇女在快速减少，面对万丈悬崖，人口政策需要“猛回头”，不是“慢慢游”。中国政府应该拿出当年丘吉尔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那种政治勇气，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可以尽收人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