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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务员的“二胎梦”

时间:2014-01-16  来源:中国周刊  作者:刘畅    

一个多月前,三十多岁的吴怡做了引产手术,孩子五个月大。

她一共怀孕三次,第一次儿子出生,第二次主动流产。最后这一次想偷偷留下来,被逼着“做掉”了。

她和丈夫郑彤都是小县城里的机关公务人员。这份在当地令人羡慕的工作,致使他俩失去了可能迎接的第二个孩子。意外怀孕后,两人试图以假离婚、假结婚的方式保住这条性命。但最终,他们在当地计生部门和双方单位的强大压力面前,败下阵来。

“你不能再流产了”

对吴怡夫妇而言,2013年可能真的是世界末日。

他们原本过着幸福的生活。吴怡在县城做公务员,工资虽然不高在当地也算稳定,郑彤是某局的小领导,收入比妻子高一些,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生于70年代的两人,有个九岁的儿子,每天朝九晚五,接送孩子上下学,日子平淡而踏实。

但正如吴怡的微信状态所言:“Single is simple,double is trouble。”这句话有了别样的意味:意为一个简单,两个麻烦。

2013年年初时,她意外怀孕,和丈夫商量后,主动去当地医院做了流产。那时,他们从没想过要个二胎,因为除了罚款之外,代价是沉重的。

当地执行和全国所有基层单位相同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票否决”制:涉事党员干部,将予以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的“双开”处分。同时,如果具体部门年度计生目标考核未达标,将被取消一切综合性先进、荣誉称号的评选资格,主要负责人不得提拔晋升,任期内被否决两次以上,将被降职或免职。

一位岁数很大的同事跟吴怡说过,自己曾参与了一件“挺吓人”的事儿。90年代某年,当地计划生育率超标。为达标,所有当年超生的,包括大月份孕妇,全都被拉到医院,强制引产。此事被当地人称为“大屠杀”。

郑彤也知道一些“前车之鉴”。有几个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试图隐瞒二胎情况,被发现后没等单位开除,自己主动辞职了。

此外,吴怡当时发生了些意外,出现流产不全的危险。事后医生告知,她不能再次流产了。“我们都是成年人。”郑彤自责地解释,两人平时很注意保护措施。

可几个月之后,吴怡又一次意外怀孕。

去当地医院检查,医生告知,吴怡的身体很难再承受第二次流产的压力,可能会面临大出血、胎盘粘连等风险,往严重了说,将再也无法生育。

除了医嘱,两人也考虑过家庭因素。

“再生一个,对小孩大人都有益处。孩子是独生子,比较孤单。往坏了说,以后万一有什么闪失或意外的话,我们年龄大了心理承受不了。”郑彤谈起当时的“私心”。前些日子有新闻报道,一位60岁失独母亲接受试管婴儿手术,生下了双胞胎。她认为,哪怕40岁再生,都已经太晚了。

生与不生,在郑彤心里原本占一半一半的分量,架不住妻子态度坚决,急哭了好几次。而双方的父母思想很传统,觉得多一个孩子没啥不好。最后,夫妻俩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他们显然低估了形势,在强大的计生压力下,一切侥幸心理都是螳臂挡车。

铤而走险

通过选择题加排除法,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

郑彤参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中,可以按时间间隔生育二胎的所有情况,包括“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须经鉴定)”、“夫妻双方为双独”等七种严苛的情形。

两人各自有兄弟姐妹,孩子也很健康,均不符合条件。

身边多少耳闻了一些成功的案例。有人花了四、五万块钱,给孩子假办了残疾证,耗时费力地打通关系,最终获得了二胎资格。

“据我了解,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很健康。”吴怡说。

这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提前准备,并不适合临时抱佛脚的他们。后来,经过百度“计生”、“二胎”等贴吧,以及一些有同样需求家长的QQ群里的经验,郑彤决定采用“假结婚”的办法。根据规定,再婚夫妻,一方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按间隔可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前提是,他们需要先离婚,再找一个未婚男子和吴怡结婚,两个手续都得是货真价实的。

两人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离婚手续,四处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

“这不像人才市场,可以在报纸上、网上发个招聘信息。”作为“原配丈夫”,郑彤有点尴尬,“涉及男方的声誉,身边的朋友肯定不行。”

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以1万多元的酬金,找到了一位愿意做“假丈夫”的男子。郑彤出面,将真实情况和可能的后果都说清楚。对方很理解夫妻俩的不容易。只因为没结过婚,他并不清楚“一个小孩的意义有多大”。

郑彤陪着该男子去办理手续的时候,负责计生工作的大姐一眼就看出这是“假离婚”。但她说了句话:“你(指该男子)平时也不怎么会干事儿,但这次做了件好事儿。”大姐痛快地盖了章。这句话让郑彤觉得暖暖的。

结婚证顺利地拿下来了,到区里计生委办二胎申请的时候,卡了壳。

做体检的时候,吴怡被发现已经怀孕。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直接判断出这是钻法规空子的“假结婚”。并当场告诉吴怡,她这种造假情况,今年已经遇到三起,不久前刚有一位妇女被劝做了引产。

郑彤觉得之所以被怀疑,主要是因为离婚和结婚之间的间隔较短,妻子又已经怀孕了一段时间。“时间太仓促。”他分析,“至少也证明,我们不是早有预谋的。”

事情败露后,计生委拒绝了二胎申请。那一天,郑彤接到计生部门打来的电话,要求他把申报材料领回去,并自行带吴怡去做人工流产,“这个事儿就既往不咎了”。

他第一反应是不屑。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的,除非走法律程序起诉自己,可也没有明确的证据和理由啊。所以,过了一个星期,他根本就没理这茬儿。

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郑彤的想法“太天真、太单纯”了。

耻辱

“敬业”、“高效”和“过于强大”,这是夫妻俩对计生部门的评价。

如果继续坚持这次是真结婚,也不是没办法。工作人员告知,可以把孩子先生下来,然后我们去做DNA鉴定,看看“到底是你前夫的还是现任老公的”。只要被查出是和郑彤生的,就要算超生,结果按“双开”处理,交罚款。

计生委迅速而详细地调查了两人的社会关系,并电话通知了各自的部门领导和户籍所在地的计生部门。

首先发难的是吴怡的单位。

“这孩子你坚决不能要。”找她谈话的主管领导上来就说。并告知,要了,单位和其他同事的提拔会受影响,评优资格也都没有了,“就因为你一个人”。如果坚持,整个单位的人都记恨她。而且,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挺着个大肚子去上班,“全国都会知道”,“这个脸你丢大了”。

吴怡很难评价这是不是“威胁”。“我只不过想生个孩子,怎么就成罪人了?”她不服气,和领导顶撞起来。“大不了我辞职!”

几乎是同一时间,郑彤那天刚到单位,就有领导打来电话,要他去办公室。进了门,他就什么都明白了。平日里领导跟自己关系不错,话也说得很直白—如果不主动做掉孩子,就两种情况:一,主动辞职;二,以违反国家计生法规为理由被单位开除,而两者都得交纳数额不菲的社会抚养费。

“有什么能比一条命更重要呢?”当时,郑彤心里满是这个“冲动的想法”。

后来,单位派人“一遍又一遍”地敲警钟,郑彤心里动摇了。

他算了一笔账,按照计生法规,社会抚养费按家庭年收入的3到5倍处罚,自己和妻子每月工资加起来6千左右,保守估计得缴纳18万,多了就得20万开外。如果执意要这个孩子,两人都得被辞退,当地没有几家企业,30多岁的年龄也并不好找工作。

“一个孩子,已经有点吃紧。两个孩子,未来都要上大学,还要考虑生活成本。”他明白,一切都从头开始谈何容易。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时,妻子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平日里,吴怡性格文弱,即使受了委屈也都会把话藏在心里。两人少有地争吵起来。

“我得从维护家庭的长远利益考虑。收入非常重要,都丢了工作,你就是生下来还得考虑抚养的责任呢。你怎么承担?”郑彤的劝说,换来妻子直到深夜的低声哭泣。

这个时候,双方的老人也因同样担心的理由退缩了。

就连还在读小学的儿子都态度鲜明地反对。当时夫妻俩曾问他“想不想要一个弟弟妹妹?”孩子的回答是:“妈妈要是把工作丢了那(加重语气),不能要!”孩子平时都是家里老人带着,估计也是听长辈们说的,此前他就不是很情愿。夫妻俩推测,可能因为是独生子女,五六个大人一直围着他团团转,担心“多一个孩子可能会抢夺大人对他的爱”。

“怀孕,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吴怡觉得很无力,“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坚持,仿佛成了耻辱。”

“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

动了,又动了。

肚子里的孩子每动一下,吴怡的心也跟着颤一下。

因为发现时已经较晚,又忙前顾后地操办假结婚,已经拖到怀孕四个多月,孩子胎动很频繁了。

唯一的希望是,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她,以她三十多岁的年龄,以及上一次流产的过程,做这种大月份引产风险太大。建议她跟单位说一说,最好还是把孩子生下来。但大夫也说,相应情况只有在手术过程中才能下结论,所以不能提前写出相应的证明。

她抱着忐忑的心情,将医嘱告知领导,得到的回答是:那也不能要,如果担心当地的小医院有风险,可以去大医院,找好的医生。

言语间,透露着不信任。吴怡明白—因为自己的“前科”,现在说什么都被认为在故意撒谎。此前她已经照过B超,得知孩子长得很漂亮,是个男孩。

郑彤回忆,有位了解情况的同事告诉他,即使因身体情况,让你生了,结果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也是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来处理”。

经过愤怒、权衡、挣扎以及绝望,吴怡妥协了,同意去做引产。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她天天以泪洗面。

11月份的某天,他们早上五点多就出门,七点多钟到了省里的一家大医院。“去的时候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回来的时候,就没了。”郑彤一路都在想。

排队人多,吴怡身体吃不消,郑彤又托关系走了后门,试图提前办理手续。医生诊断后拒绝收治,因为这属于计划外怀孕的引产手术,没有相关部门出示证明就不能收。忙活了一上午,心情复杂地郑彤又赶回县里,找到计生委盖了个章,交给大夫才算了事。

“孩子很健康。你为什么不偷偷把孩子生下来呢?不要做这个手术了。”医生很遗憾。就连照顾她的护士也惋惜,护士的姐姐遇到相同的情况,最后辞职把孩子生了下来。

“可能我们跟她的情况不太一样吧。”吴怡苦笑。如果病人坚持,医生也只能劝到这份上了。“我多希望,医生跟我说,这个手术你不能做,坚决不能做。”

住院一天后,手术开始。吴怡记得,是下午五点进去的。

躺在床上,一旁的医生盯着B超,说动了动了,快扎。她清晰地记得,随后肚子上注射了某种液体,可能带有毒性。因为她感觉到,慢慢地,孩子的挣扎越来越微弱。

很难形容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好像小孩要跑,大人在后面追他,要弄死他。”她的意识到此中断了。

郑彤和丈母娘坐在门外,3个小时,没有任何交流。那扇门是如此熟悉,自己第一次做父亲的时候,曾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幸福。如今,天地之别。

门开了,吴怡被推出来。郑彤说,妻子看上去面无表情,“不痛不痒的”。丈母娘哇地哭了,他则在一旁宽慰,以后等条件成熟了,咱们再生,再生。

大夫拉住郑彤,询问孩子的遗骸是自己带走,还是留给医院。征询吴怡后,他选择了后者。他俩从没见过这个五个月的男孩,不敢看。

“我已经崩溃了,至今我还不理解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她怎么承受得了。”郑彤说。

两天住院休养期间,县计生委和吴怡的单位各自打来电话,催促把医院的引产手术证明送过去。后来,郑彤的领导曾主动表示关心,说“事情办得比较仓促”,也是没办法。

一个月后,吴怡开始上班。按照当地政策,因为没有准生证,怀孕后做引产或流产都是自费的,4000多元的费用不能报销。

如今,单位领导对她态度不冷不热的。有同事劝吴怡,领导现在对你意见挺大的,要不找个时间再去道个歉吧。

“道歉?”她笑了,“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

夫妻俩与其说是缓过来了,不如说是渐渐忘却,麻木了。时不时地想起来,心还会哆嗦那么一下。

郑彤希望,儿子长大以后,永远不要记得这件事儿。“我们老了以后,他会体会到的。”他解释,“对他而言,这将是个很残忍的真相。”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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